唐朝京城长安是当年的国际大都市，公元788年，16岁的白居易首次进京，放下书包就去拜访名士顾况，顾况念着白居易的名字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是读到白居易写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随即改口说：“有才如此，居亦易也。”唐朝的长安是人才聚集的地方，适逢“安史之乱”后的动荡时期，物价飞涨，尽管有顾况的欣赏和支持，白居易还是未能留在长安，直到公元892年，白居易再赴长安应试，在拔萃科考名列甲等并受聘为校书郎之后，他才定居长安城。这一段历史事实说明，世界都市人才荟萃，非等闲之辈可以闲居，生活节奏和压力都很大，所以高房价就像当年的高米价一样，有调节人口流动的功能。中国的大北京和大上海，在未来20年内必然成为世界都市，人口流动难以避免，高端群体的流入不仅会抬高中心区的房价，而且会扩大城区的版图，抬高外围地区的房价，这就是日本大东京的都市圈模式。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三个选项：A，都市圈；B，城镇化；C，二者兼而有之。倘若是“头脑风暴”的投票，多数人会选择“C”，而在我看来，“A”应该是首选，这就是王建先生的观点。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一是天然的土地约束；二是经济的成本约束。
土地约束来自于城市土地的稀缺性，虽然在理论上说，我也同意城市空间有无限开发的潜力，但成本约束会使这种“无限”变为“有限”。中国为什么不能学美国模式？这是反对者最多的质问，要知道，美中两国不仅人口相差很大，从人均平原面积看，美国是“七田二水一分山”，中国却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中国的平原面积人均不到1.5亩，而美国是人均15公顷。和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均平原面积甚至比日本还低30%-50%，所以日本大东京的都市圈模式更有可比性，这是我支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的副秘书长王建观点的主要依据，不过他预言京沪楼价10年涨3-5倍可能有些夸张了。
城市化道路的成本约束更加重要，许多人以为城镇化模式比大都市模式更经济实用，这绝对是外行。两者相比，大都市模式至少有三个方面更加节省，一是人均GDP的增长效应远高于小城镇；二是人均能源利用率远高于小城镇；三是人均公共设施的投资率远低于小城镇。三者合一，综合效益远高于为都市环境保护所做的投资。从常识上说，小城寡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能享受经济的高成长，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
中国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城市化道路的成本约束，所以在1996年前，城市数量的增长速度极快，发现问题后才戛然而止，此后再没有增加。回想1987-1988年参与海南建省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句让梁湘省长非常生气的话：海南最大的错误就是建省！20年后回来偶然看到网上还留着这句话。中国的省市架构不仅经济成本高，行政成本更高，此外还有说不清的权力制约与反制约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当年定位于“区”的经济开发和对外开放多数都成功了，比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经济开发区，还有苏州的高科技园区，而定位于“省市”的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比如海南省、珠海市、湛江市等地，今日深圳的成功也离不开当年的蛇口基因。为什么呢？一句话：官多钱少，权力越大级别越高，制约的因素就越多。当年天津为直辖市，开发区不过是几平方公里的盐碱滩，如今在开发区基础上形成了朝气蓬勃的滨海新区，经济总量和上缴税收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天津市。因此在我看来，前期盲目发展的小城镇不仅不会再增加了，而且还要并入临近大都市圈而逐渐减少，如上海的川沙镇并入浦东新区，区内房价随即上涨近20%表示祝贺。可以预见的是：天津将事实上并入大北京，苏州、杭州、温州、绍兴(甚至南京)都将并入大上海。未来中国的十亿城市人口将主要集聚在哪里呢？在此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两大超级都市，一条金蛇狂舞，五颗内陆明珠。
两大超级都市毋庸赘言，就是大北京和大上海，以都市圈的概念合计超过5亿人口；一条金蛇就是广深珠港澳，甚至可能延伸到海南海西，像一条金链沿海岸线蜿蜒而上，人口集聚将逐步接近2亿人；五颗内陆明珠是成都、重庆、武汉、西安、沈阳，分别对周边地区超过1亿人口形成辐射效应。这将是未来20年的中国城市经济版图，虽然客观的障碍会有很多，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通过时间获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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